明朝的杨涟大臣曾公正地评价魏忠贤，称他“本市井无赖，中年净身，夤入内地，初犹谬为小忠、小信以幸恩，继乃敢为大奸、大恶以乱政。”这一评价清楚地揭示了魏忠贤的政治手段——从一位低贱的太监，借助手段逐步积累权力，最终成为一位有名的“奸臣”。因此，魏忠贤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，是可以挽救明朝的人物。
如今，人们普遍认为东林党的空谈误国，过分强调党争，反对皇权，甚至拒绝对富人征税，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与此同时，魏忠贤的形象被许多人反向推崇，认为他在明朝末期做出的贡献才是国家存亡的关键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深入思考，魏忠贤的所谓“贡献”是否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伟大。尤其是在明熹宗时期，魏忠贤一度掌握了几乎所有的实权，甚至有一段时间被批评为“只知有忠贤，而不知有皇上”，这足以说明他对朝政的影响力之大。
魏忠贤的一项举措就是重收工商税，这一政策表面上看是为了救济百姓，但背后却隐藏了更深的权力政治。事实上，魏忠贤并非出于百姓的福祉，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。由于魏忠贤的做法涉及派遣亲信宦官掌控税收，百姓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榨。这一政策的实施，不仅没有为民众带来实质性的利益，反而使得他们生活更加困苦。
与魏忠贤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林党。尽管东林党被指责增加农业税，但根据历史记载，东林党并未采取这一政策。实际上，东林党并未增加农业税，而是在万历四十六年，户部尚书李汝华提出的农业税征收政策并未与东林党直接相关。实际上，东林党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农业税，而魏忠贤与其控制的宦官集团，则在压榨百姓的同时，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。
魏忠贤的能力也有限。他的所作所为并未真正改变朝政的根本问题，他更多地代表了宦官集团的利益。事实上，在魏忠贤掌权后，明朝的边境财政形势逐渐恶化，辽饷和边饷的数额急剧下滑。在天启五年到七年期间，辽东的边饷逐年下跌，导致明朝的财政陷入困境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崇祯帝继位后，国家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，国库空虚，面对内外压力，明朝已经无力回天。
总结来说，魏忠贤的政治生涯充满争议，他的死并未挽救明朝的命运，反而揭示了明朝内部深层次的腐败和无能。东林党的失败与魏忠贤的兴起，实际上只是明朝衰败的两极，不能简单地用党派斗争来解释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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